徐国祯伤寒六七日，身热目赤，索水到前，复置不饮，异常大躁，将门牖洞启，身卧地上，辗转不快，要求入井。一医汹汹，急以承气与服。
余证其脉洪大无伦，重按无力。谓曰：此用人参附子干姜之证，奈何认为下证邪？医曰：身热目赤有余之邪，躁急若此，再以人参附子干姜服之，踰垣上屋矣。余曰：阳欲暴脱，外显假热，内有真寒，以姜附投之，尚恐不胜回阳之任，况敢纯阴之药，重劫其阳乎？观其得水不欲咽，情已大露，岂水尚不欲咽，而反可用大黄芒硝乎？天气燠热，必有大雨，此证顷刻一身大汗，不可救矣。且既谓大热为阳证，则下之必成结胸，更可虑也。惟用姜附，可谓补中有发，并可以散邪退热，一举两得，至稳至当之法，何有致疑。吾在此久坐，如有差误，吾任其咎。
于是以附子、干姜各五钱，人参三钱，甘草二钱，药成冷服。
服后寒战，戛齿有声，以重绵和头敷之，缩手不可与诊，阳微之状始著。再与前药一剂，微汗热退而安。
